我明白，街道办或者更上面的工作组，肯定已经和厂里通过气了。我现在在厂里，同样是一个需要被“留意”的对象。这种无处不在的、无形的监视和隔离，让我感觉自己像生活在透明的玻璃罩子里，一举一动都被人审视着。

唯一让我感到一丝暖意的，是周师傅。在事件发生几天后，我找了个由头，又去了一趟工业局机床厂食堂。周师傅见到我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躲闪，依旧热情地招呼我，但在无人的角落，他压低声音，带着关切和凝重问我：“雨柱，你们院里的事……我听说了点风声。你……没被牵连进去吧？”

我心中苦笑，面上只能摇头：“没有，周师傅，就是配合调查。谢谢您关心。”

周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叹了口气：“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这种事儿，沾上就麻烦。你啊，以后……凡事多留个心眼，但也别瞎打听，安安稳稳过日子最重要。”

小主，

他的话里带着过来人的通透和一丝爱莫能助的无奈。我知道，他能这样对我说，已经是冒着不小的风险了。

从机床厂回来，心情更加沉重。连周师傅这样相对超然的人都如此态度，可见这次事件的影响之深、之广。

日子在一种极度压抑和忐忑的气氛中缓慢流逝。年节的气氛早已荡然无存，四合院里弥漫着一种等待最终判决的焦灼。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过活，生怕行差踏错。连孩子们的笑闹声都少了许多，仿佛连天真都被这沉重的氛围所压制。

我照常上班，下班，照顾雨水，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。但内心的波澜却从未停止。我不断地回想与陈赵氏有限的几次照面，回想那张便签上的每一个字，回想那枚徽章上的纹路，试图从中找出更多关于何大清下落的线索，或者至少是能让自己安心的理由。但一切都是徒劳，线索在陈赵氏那里彻底断了，而何大清，依旧音讯全无，生死不明。

这天晚上，我哄睡雨水后，独自坐在外间，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光，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枚早已上交、却仿佛依旧留有触感的徽章的替代品——一块形状相似的冰冷鹅卵石。窗外万籁俱寂，只有风声呜咽。

突然，一阵极其轻微，但绝非风吹的“叩叩”声，从窗户的方向传来！

不是敲门，是敲窗！声音很轻，很有节奏，仿佛怕人听见。

我的心猛地一跳，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！这么晚了，会是谁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