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赵氏如同被风吹散的枯叶，从四合院里彻底消失了。连同她一起消失的，还有后院那间屋子里所有可能成为证物的物品，包括那张破旧的木板床、掉漆的衣柜，甚至墙角那些看不清内容的麻袋和箱子。街道办和派出所的人在那天之后又来了几次，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清理和查封，最后在那扇通往的后院的月亮门上，贴上了盖着鲜红公章的封条。

那刺眼的封条，像一道丑陋的伤疤，烙印在四合院每一个住户的心上，也宣告着一段充满猜忌与恐惧的时光正式开始。

初一的惊天变故，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，炸得整个院子人仰马翻，但随之而来的，却不是持续的喧闹，而是一种死寂般的压抑。拜年彻底终止了，没有人再有心思走家串户。往日里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就能吵嚷半天的邻居们，此刻都成了锯嘴的葫芦，见面最多点点头，眼神里交换着心照不宣的惊恐和戒备。

阎埠贵和刘海中这两位“大爷”，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威风。阎埠贵变得疑神疑鬼，听到点动静就吓得一哆嗦，整天缩在家里，连算盘珠子都拨拉得少了。刘海中则试图维持他“二大爷”的体面，依旧挺着肚子在院里踱步，但那官腔里明显底气不足，眼神闪烁，再也不敢对院里事务指手画脚，生怕引火烧身。

贾家更是噤若寒蝉。贾张氏破天荒地不再指桑骂槐，连出门都少了，偶尔露面，也是低着头快步走过，仿佛身后有鬼追着。秦淮茹更加沉默，脸上时常带着一种麻木的忧惧。棒梗那小子似乎也感受到了大人们的不安，收敛了许多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满院疯跑惹事。

整个四合院，被一种“敌特”就近在身边的巨大恐怖笼罩着。人们不再关心谁家多占了一点公摊面积，谁家偷偷用了公家的水电，所有的算计和矛盾，在“国家安全”这四个字面前，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，甚至可笑。现在大家想的，都是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如何与后院那个“特务婆子”划清界限。

而我，何雨柱，作为事件中除陈赵氏外，唯一被官方多次“请去谈话”、并且亲眼目睹了抓捕过程的人，自然而然地成了全院目光的焦点。这焦点不再带着以往的轻视或算计，而是充满了复杂的情绪——有同情，有好奇，但更多的，是深深的忌惮和疏离。

他们看我，仿佛在看一个身上沾着瘟疫的人。他们不敢靠近我，不敢和我多说话，甚至连眼神接触都尽量避免。我在院里走过，原本还在窃窃私语的人会立刻散开，或者装作忙别的事情。我被无形地孤立了。

这种孤立，比我之前面对院里“众禽”的明枪暗箭更让人难受。那至少是热闹的，是能够应对和反击的。而现在的死寂和疏离，则像一张无形的大网，将我紧紧包裹，让我感到窒息。我知道，他们怕我，不是怕我何雨柱本人，而是怕我身上可能沾染的、与“敌特”相关的麻烦，怕因为和我接触而引来不必要的审查和猜疑。

就连雨水，也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。她好几次拉着我的衣角，小声地问：“哥，为什么院里的人都不跟我们说话了？为什么大家看我们的眼神都怪怪的？”

我只能摸着她的头，用苍白的语言安慰她：“没事，雨水，大家……大家可能都忙着过年的事吧。”

内心的沉重和焦虑，却与日俱增。李组长和张干事的审查虽然暂时没有新的动静，但我知道，这件事绝不可能就这么轻易过去。陈赵氏被抓，只是一个开始。官方一定会顺着她这条线，深挖下去，挖出她的上下线，挖出她的情报网。而何大清与她的关联，就像一颗不知道何时会引爆的炸弹，悬在我的头顶。

我试图从轧钢厂这边寻找一些蛛丝马迹，或者至少是寻求一点心理上的慰藉。但厂里的气氛同样微妙。李副处长见到我，依旧客客气气，但那客气中明显多了一层隔阂和谨慎，不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地拍我肩膀开玩笑。杨师傅、钱瓦匠等人，也似乎有意无意地和我保持着距离，休息时的闲聊也不再带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