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雪还在下，细碎如信纸灰烬，落在西槐巷的每一道屋檐、每一扇窗台。

孟雁子站在办公室角落那张刚腾出的木桌前，指尖还残留着拂去灰尘时扬起的微痒。

她低头看着桌上那块新削的松木板，上面是她用毛笔写下的字——

“回声站——你说，我录，灯会记得。”

笔锋略滞，最后一划拖得有些长，像是心事未尽。

她将木牌挂在门框上方，绳子打了个死结，不准备再摘下来。

两小时后，第一位居民来了。

是住在城西纺机厂宿舍的老奶奶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袄，手里攥着半张泛黄的信纸，指节因常年劳作而变形，抖得几乎拿不住笔。

她站在“回声站”前，嘴唇动了好久，才发出声音：

“我想告诉我妹妹……1976年那封信我没收到。不是我不回，是搬家丢了。”

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把钝刀，缓缓割开世间的皮肉。

雁子提笔，墨落纸上。

“姐姐：

七六年冬，你寄来的信，我没收到。

不是不想回，是我们搬去了阎良，老房子拆了，信箱砸了，连门牌都没人认得。

后来我找了你好多年，问遍了亲戚，都说你嫁去了新疆。

我以为你恨我，其实我一直想写，可笔提起又放下——怕你觉得我在怪你没等我。”

字迹写完那一刻，墨色忽然浮起，如雾般离纸而出，轻盈飘向城西方向，像一只无形的手托着它飞越屋顶、穿过雪幕，奔赴某个等待了四十七年的耳畔。

雁子抬头，怔住。

她突然想不起上周社区会议的议题了。

不是模糊，不是记混——是彻底空白。

她记得自己做了记录，记得投影仪卡顿了两次，记得李咖啡那天顺路送来一杯温热的摩卡，说“别太累”。

可会议内容呢？

讨论的是加装电梯，还是独居老人送餐？

她翻出笔记本，手指在纸页上滑过，却像摸着陌生人的日记。

一股寒意从脊背窜上来。

这是第一次，她忘了工作的事。

不是情感记忆，不是私人琐碎，而是她赖以生存的秩序——被精准执行的日程、被反复确认的细节、被牢牢记住的居民档案——第一次出现了裂痕。

她下意识摸了摸掌心。

那道曾蔓延至肘部的锈线，如今已缩至手腕内侧，颜色也淡了许多，像一条退潮后留在沙地上的痕迹。

它不再灼痛，却总在记忆剥离时微微颤动，仿佛在提醒她：你在失去什么，也在释放什么。

傍晚，老墨来了。

他没说话，只是把铁盒放在桌上，取出一叠皱巴巴的草稿纸，坐进角落的藤椅里，戴上老花镜，开始逐字整理今日来信。

红笔在纸上圈点，偶尔停顿，写下批注。

“此处语气太硬，改‘其实我一直想抱你’。”

“这句删掉‘你不该走’，换成‘我后悔没追出去’。”

他从前最恨这种“矫情”的表达，认为文字应当克制、尊严、有骨。

可现在，他竟像个编辑一样，为别人的遗憾润色情绪。

深夜，只剩他一人。

烛火摇曳，映出墙上斑驳的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