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，西槐巷的雪还没化。

青石板上铺着薄薄一层灰白残雪，像是昨夜那场焚信成灰的仪式留下的余音，迟迟不肯散去。

风穿过老槐树的枝桠，带起几片未落的纸鸟残翼，簌簌作响，像谁在低语。

孟雁子推开社区办公室的门，冷风裹着雪粒扑进来，打在脸上，凉得清醒。

她脚步一顿。

门口整整齐齐摆着七只陶瓮。

灰釉粗陶，形制古朴，每一只都带着窑火灼烧后的裂纹与指痕，像从大地深处挖出的灵魂容器。

瓮口贴着便签纸，字迹各异，却都工整得近乎虔诚：

“给老伴”

“给儿子”

“给那年没说出口的人”

“给十年前离家出走的妹妹”

“给救过我的陌生人”

“给我自己”

“给未来某个会读到这封信的人”

雁子怔住。

她的指尖悬在半空，不敢碰。

这些不是《回声簿》里的遗言，也不是冬至夜集体誊录的忏悔——这是续写。

是那些曾在灰雪中听见亡妻哼秦腔的老人，是那个主动为母亲读情书的叛逆少年，是失智多年却突然记起唱词的失语者……他们开始写了。

城市醒了。

不是靠她记住所有人，而是所有人终于愿意记住彼此。

她蹲下身，手指轻触第一只陶瓮的边缘。

掌心那道曾蔓延至肘部的锈线，此刻微微一颤，仿佛地脉仍在低语：有人等这句话，等了一辈子。

可这一次，它没有灼痛，没有抽离的撕裂感，反而像被什么轻轻托住，浮起一丝温热。

她猛地缩回手，呼吸微乱。

这不是金手指失控的前兆，也不是记忆反噬的征兆——这是变化。

她的过目不忘，曾是负担，是枷锁，是拿自己的人生去承载别人的悲欢。

可现在，当居民们自发写下未尽之言，当阿陶烧出新的陶瓮承接这些情绪，她竟感到一种奇异的松动。

好像……她终于可以不那么“有用”了。

身后长椅上传来窸窣声。

老墨坐在那儿，怀里抱着那只铁盒，里面是他拼好的日记本——纸页泛黄，边角卷曲，用胶带勉强粘合，像一颗千疮百孔却仍跳动的心脏。

他抬头看她，眼窝深陷，胡子拉碴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：“我想……录一段。”

雁子没问内容。

她只是默默转身进屋，取出笔墨，放在长椅旁的小桌上。

老墨低头看着铁盒，手指摩挲着封面，良久才开口：“小言三岁那年发烧，四十度，夜里送急诊。我抱着她在走廊等，医生说可能脑膜炎，要观察七十二小时。我……我哭了。”

他的声音顿了顿，喉结滚动。

“可回家后，我把那天的日记撕了。烧了。因为怕她以后看见，会觉得爸爸软弱。”

雁子握笔的手一紧。

她知道老墨——退休语文教师，“守字会”首领，一生信奉“文字即尊严”，宁可沉默也不愿示弱。

他曾反对“落笔不焚”，认为私密情感不该留存于世；可如今，他却主动要将最脆弱的一刻刻进城市的记忆里。

她提笔誊录。

墨落纸面刹那，字迹再次浮起，如魂游离，缓缓飘向西槐巷17号——老墨的老屋。

就在最后一个字脱离纸页的瞬间，窗台上一只尚未燃尽的灰雪，忽地亮了一瞬。

幽蓝微光，一闪而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