载沣站在窗前，望着天津卫渐渐苏醒的城市，心中思绪万千。今日通知商贾，明日商议善后，这看似平常的举动，实则是皇室在新时代下的一次重要调整。

理清与商贾的关系，不仅是为皇室产业谋一条生路，更是为皇室在民国的夹缝中，寻得一线生机。

载沣明确知晓内务府与商人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，要做到多方进行“切割”与“收回银两”变得极其复杂，但并非完全无计可施。

其核心在于，利用从帝国政府到民国政府过渡期间的法律与权力真空，将过往的“潜规则”债务和资产，转变为可追索的“明面”资产。

载沣的核心思路便是转变债务性质与权力施压

皇室需要放弃“主子”身份，转而以商业合作伙伴兼历史债权人的身份，并借助新政府的权威来行动。

将内务府与商人之间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“委托经营”、“垫款”和“寄顿银两”，重新定性为 “商业借款”、“委托投资”或“国有资产占用” 。这样一来，收回的就不再是“赏银”，而是具有商业和法律依据的“本金及收益”或“国有资产回收”。

清室必须与民国政府合作。

民国政府有动机清理前清积弊，追回被认为属于国家的资产。双方可以成立一个联合资产清算委员会，由前清皇室成员（熟悉内情）和民国财政、司法部门官员（拥有执法权）共同组成。

前期内务府整理皇室资产时便做好了情报收集与债务分类。

系统性的整理了档案，集中所有内务府的账册、合同、借据、信函。重点寻找有商人画押、盖章的正式借据，以及记录巨额“寄顿银两”的账目。

此次内务府对资产整理明确将债务分类：

有清晰借据的借款。如内务府为筹办大婚、陵寝等向“四大恒”等钱庄的借款。这是最合法、最容易追索的。

记录清晰的“寄顿银两”和“委托经营”本金。即内务府官员或皇室成员将府库或私产交给商人经营的资金。可以主张追索本金和合理利息。

基于特许经营（如采办铜料、人参）产生的亏空或垫款。这需要复杂的审计来厘清责任。

皇室通过与民国政府合作，详细了解目标商人的经营状况、主要资产（店铺、田产、宅院、现金）和背后的政治靠山。

之后由民国官方催收与协商还款的方式收回资产。

由民国政府发出正式公文，而非以清室内务府的名义。这直接将事件性质从“内部纠纷”提升为“民国政府主导的国有资产清理”。

具体设想是召见相关商人，出示证据，提出协商还款方案。还可以给出一些优惠条件，（减免利息）承诺只要迅速归还本金，可免除累积的巨额利息。

通过“债转股”：将部分债务转为商人新兴实业（如工厂、银行）的股份，让清室从债权人变为股东，实现长期利益。

也接受商人的田产、房产、珍宝古玩等作价抵偿。

对于不配合的商人，启动更强硬的手段，自然有民国政府开始实施。

由民国政府出面，对仍在民国政府任职或有求于新政府的商人（或其子弟）进行施压，如威胁革职、查办其关联企业、甚至以“侵占公帑”罪名进行通缉。

这对于曾依附于清室而现在想在民国体制下生存的商人来说，打击是致命的。

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向民事法庭提起债务诉讼。尽管法律体系新旧交替，但“欠债还钱”的基本法理是通的。能够维护大清皇室的声誉，又能够合理合法的收回资产。

特别是那些有白纸黑字借据的债务，胜算很大。官司本身带来的声誉打击，就足以让许多看重信誉的商人妥协。

一旦获得法庭判决或行政命令，即可查封、扣押、变卖商人名下的相应资产。

载沣知晓尽管上述计划在理论上可行，但在现实中会面临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：

内务府账目混乱，许多交易是口头约定或秘密进行，缺乏合法有效的书面证据。很多“寄顿银两”的账本，本身就是贪腐的证据，皇室可能不愿公开。

许多商人背后，就是民国的新贵军阀和官员。追查商人，等同于触动他们背后的新靠山，联合委员会可能因此寸步难行。

商人同样握有王牌——他们深知内务府的贪腐内幕。

一旦逼急了，他们可以反戈一击，向社会公开皇室和内务府不堪的财务黑幕，造成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危机。这对于已经退位、仅凭《清室优待条件》维系尊严的小朝廷来说，是无法承受的。

更重要的是许多商人早已将资产转移或藏匿，甚至本人也已移居租界或上海，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，民国的政令也难以触及。

总而言之，理论上最好的切割方式是“以法律为依据，以政权为后盾，进行强制清算”。但在这种现实条件下，要做到彻底的切割和回收极难实现。

载沣已经预料到只能通过半协商半威胁的方式，从几个“软柿子”商人那里收回一部分现金，并与最重要、背景最硬的商人达成某种秘密的和解协议（收取一笔“分割费”），从而在表面上完成切割，但实际留下了无数尾巴。

在醇亲王载沣看来，最为稳妥的方式，还是皇帝凌霄所言双方进行合作，将皇室转变为股东，定期收取分红，才是长久之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