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从云在对待光绪这个敏感的问题上，一直保持着距离，从来不公开见帝党的人。虽然沈从云也喊了两嗓子要维新，不过还是加上了一句，“维新之事，还应谨慎，纵览西方各国模式后，取起可用着为之，不可事事照搬。”

至于梁启超后谭嗣同，多次求见沈从云，都被沈从云拒绝了。

光绪在通过翁同龢的专呈，三次拜读康有为的上书后，屡次想召见康有为而因品级问题而不能成，后来还是奕譞出了个主意，光绪想问点啥，就让大臣传话给康有为。

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在1898年1月24日这一天，造就了历史上康有为舌战群贵的一幕。

西花厅！西游归来的李鸿章、翁同龢、荣禄、刑部尚书廖恒寿、户部侍郎张荫衡等五人，作为皇帝传话的代表，在这里等待这康有为的到来。

荣禄首先发难道：“祖宗之法岂可随意改变？”很明显，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渣。

康有为早有准备，料到会有人拿祖宗来压人，淡然笑道：“祖宗之法，是用来治理祖宗留下的疆土的，如今疆土都保不住了，还谈沈从云祖宗之法？就拿总理衙门来说吧，也不是祖宗之法里就有的，而是后来根据需要增加的，可加，祖宗之法还是可以改的。”

荣禄被康有为的话说的脸红脖子粗的，偏偏没话来反驳对方。好在这时候廖恒寿接过话来，问康有为道：“如你所眼，变法当从何入手？”

这个问题，是康有为思索了很久的问题，自然也早有准备，抗有尤为不卑不亢的答道：“从法律、官制入手。君不见甲午年间，沈从云部之新军，完全模仿德国军队的官制，大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？反观北洋旧军，一触即溃，可见新胜旧也。”

康有为这句话，就等于是揭李鸿章的伤疤了。按理说，李鸿章骨子里还是赞同国家要进行适度的变革的，不过改革官制这一项，并没有在李鸿章的考虑范围内。

加上康有为说到了李鸿章的痛处，李鸿章自然很不爽的怒而诘问：“难道六部都可以全部撤了？国家也不要法律了？”

康有为针锋相对的回答道：“当今天下，列强并举，已经不再是大一统时代了。现有法律官制，实乃国家危亡之根源，自当废除，即便旦夕之间不可尽废，亦当酌情改之，新政方可为也。”

翁同龢心里对变法不变法的，倒并不特别的坚决，翁同龢在乎是，通过变法帮助光绪走上权利的巅峰，自己跟着水涨船高。

翁同龢自然也是要提问的，他问的是：“变法所需款项，从何而来？”

康有为道：“发行纸币，效仿法国之印花税，印度之田税。只要改革了制度，税收比当前多十倍。”

听到这里，荣禄听不下去了，想臭骂一通，又显得有失体面，干脆站起拂袖而去。